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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 56年后仍在寻亲,谁知寻亲路的艰辛

来源:成都收账公司 添加时间:2018-12-07 浏览次数:16423 次

5万江南饥荒弃儿被送北方收养 56年后仍在寻亲
今年5月2日,江苏宜兴寻亲会上,弃儿们举着资料牌希望能找到亲人。漫长的青春期里,王金虎曾长久对着镜子,凝视那两道疤痕,不停问自己,我是谁?他是弃儿。那疤痕,是父母送走他时留的记号。1959到1963年,江南地区大饥荒,幼子被父母遗弃,被福利院收养,又被政府分批派送,送到相对殷实的北方家庭。铁路线向北延伸的地区,内蒙古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,都留下了孩子们抛别家乡的哭声。多年后人们估算,这些被送养的孩子至少有5万人,被统称为“江南弃儿”或“国家的孩子”。挨过了大饥荒,弃儿们各自长大。被遗弃的阴影却像钉子一样钉着每个人,呼吸不绝,纠缠一生。他们几乎花了整个前半生,与自己和解。而后半生,踏上了寻亲之路。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50多年前,5万弃儿被送到北方收养,成年后他们踏上寻亲之路,在绝望中寻找希望
“我是养子”,六岁时,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。妈妈带他出门,别人问,这是你抱养的那个上海娃啊?妈妈回答,是啊。他一双大眼,虎头虎脑,懵懂的样子,却什么都听进了心里。知道真相时,他太小了,还没有自我意识,只感到难受,像心上擦着砂纸,不得安宁。他寻找一切可能的痕迹,遍寻不得,直到那两道疤痕吸引了他。十三岁时,他在书里看到,在耳朵上剪疤,或是在身体上刺字、烙疤,原本是江浙沪一带,农户为了避免混淆,在家畜身上做的记号。但在特殊年代,被人们当做了寻亲的标记。他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青春期,对上海的一无所知,混杂着对生父母的怨恨,对养父母的愧疚,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结婚生子,没告诉妻子自己是弃儿,“怕她知道后出什么问题。”1990年一个夏夜,王金虎梦见了上海的亲人,面目模糊,叫他的名字。半夜惊醒,多少事在他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,沤了好些年,要寻亲的念头,由这个梦沤出来了。当时工作的木材公司忙,但他等不了,第二天,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。洛阳向西250公里,华山脚下的小城潼关,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。
小镇是个小社会,谁家孩子是抱养的,大家都清楚。孩子们开玩笑,总要指着他说抱养的,他就和人打架,打到鼻青脸肿,闷着一口气回家。找对象时,邻居介绍一个姑娘,人品、长相、家世俱佳,只有一个条件,要他做上门女婿。他一口回绝,“我这20多年弄不明白身世,还寄人篱下,招到别人家里也是寄人篱下,这种压抑感不行,我受不了。”结了婚,他在公社里当电影放映员,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,女主角王芳和亲生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团圆,两代人和解的镜头,他哭得最大声。那时他有了孩子,知道不是万不得已,没人会把亲骨肉抛弃,才慢慢接纳自己并试着理解亲生父母。
2000年后,李万成看到南方弃儿寻亲的新闻,动了心思,无锡市福利院工作人员回忆,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。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,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,成功者寥寥无几。90年代,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。没有任何线索,不知目的地在何处,弃儿们还是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,南下了。
人在一两岁时,会记得什么?无锡宜兴,寻亲网站发起人吕顺芳的家里,堆着从北方寄来的上千份寻亲资料。弃儿们在资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,他们记得家附近的河流、湖泊、渡口,记得水边的茅草屋、芦苇、水牛,记得哥哥脸上被水牛角划的伤痕。
2000年,李万成第一次到江南寻亲。火车从西安出发,站了18个小时,无锡出站时,他恍然有一种前世的熟悉感。西北壮阔,七月的向日葵开得像河一样,没完没了。低矮的苍山转过一弯,还是。灰扑扑的荒街,风野蛮地拍在脸上。江南不同,雨下得又细又轻,路边挺拔的香樟树全被濡湿了,青草簌簌地拱动,空气里都是水滴和鸟叫。走在路上,他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。王金虎去上海寻亲不下十次。从90年代开始,他就闷着头往上海跑,谁也不告诉,什么头绪也没有。只猜测家里条件应该不好,听说闸北区发展落后,多工薪阶层,就守着闸北,天天往苏州河上一坐。黄昏时分,河边阁楼的灯渐次亮起来,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,他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扫过去,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,一看就是一整晚。走在街上,也老盯着路人的脸看,盯得人发毛。
1993年,无锡福利院办公室主任余浩在档案室里发现一沓30多本婴幼儿收容、领养、死亡登记簿。稻草沤烂后土法制作的宣纸,已经发黄发脆,纸头都烂了,十多年无人问津。
1960年的登记簿被翻开,这些册子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,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。登记显示,仅1960年一年,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两千孩子。福利院当年负责弃儿工作的专员告诉余浩,那些孩子大多一岁上下,被遗弃在通运路的汽车站、火车站、轮船码头,从通运路到当时的福利院,只有两公里路,当年洒落哭声的路线,现在是苍郁的香樟大道。那位专员曾告诉余浩,被遗弃的孩子太多,福利院床位不够,只好借了国营工厂的厂房作为育婴室,工人则成了临时护理工。每攒到七八十个孩子,他们就包上一个车厢,送往北方。
最初,收养这些弃儿有严格的程序,民政部门挑选的都是身家清白、收入稳定的干部家庭,孩子送出后都有回执。但随着弃儿大量涌入,管理逐渐松散,在开封等地,就曾有家长未走程序,直接在火车站抢走孩子的情况。登记簿上的“婴儿健康损伤情况”那一栏,刚开始还能看到一两个标注的是“正常”,后面则九成都是“瘦弱不堪”。慢慢措辞变了,成了一度、二度、三度营养不良,“所谓营养不良,你就看不出有多严重了。”余浩说。似乎是为了记录现实,福利院给孩子的名字都很糟糕:虐、疟、痱、疵、疼、瘀。
2004年,余浩即将退休,每逢值夜班,他整夜不睡,把资料悉数复印,带回了家。这些资料对所有弃儿开放,许多人到无锡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余浩家里,打捞与自己相关的这段历史。“其实还有好几沓死亡记录,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,我给藏起来了。”他说。
来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,以为孩子还在哪个角落活着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?省得再做无用功。”他说,哪儿敢啊,就是靠着这一点儿希望,让他们几十年吮吸着、挣扎着活下来。
56年靠着这点儿希望活下来的,就有无锡宜兴的吴南生和吕顺芳孤儿们南下时,他们正计划着北上。吴南生要找他的亲弟弟吴闰生,今年应该59岁。唯一可以用来辨认他的,是左手臂上一块胎记,什么形状、什么颜色,一无所知。1960年阴历二月初一,19岁的他亲手把弟弟丢弃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。这是母亲的决定,这么做,是为了让两岁的小闰生活下去。
1959年到1961年,是史载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中国遭遇严重饥馑,一向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也未能幸免。又因为“大跃进”与“浮夸风”,江南地区的受灾程度,比河南等北方省份更甚。于是,有人把孩子送到当地福利院,或直接送到上海。但上海也没饭吃了,1960年中央发出《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》提到,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:北京为7天,天津为10天,上海无库存。
只有继续北上,才有生路。把孩子送走两天后,吴南生42岁的母亲就饿死了。这吻合了《无锡县志》第五卷农业的记载:1959到1961年,农民口粮每月仅7.5到10公斤稻谷,弃婴、外流和饿死人、畜现象时有发生。75岁的吴南生,早活过了母亲去世的年龄,说起这段苍茫少年事时,眼泪仍然簌簌流个不停。他说自己总是梦到弟弟。刚刚两岁的他就那么靠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,眼睛低垂,有气无力,喊着“哥,我饿”。这个梦纠缠他一生,56年了。同样受煎熬的,是吕大姐寻亲网站的创始人吕顺芳。母亲在弥留之际,总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妹妹吕雅芳,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,一定把妹妹找回来,她才闭了眼。吕顺芳是长姐,母亲那双眼睛,折磨她半辈子,也决定了她之后所做的事情——在16年里,以一己之力,建立寻亲网站,举办寻亲大会,给离开父母的孩子救赎,给失去孩子的父母安慰。
2000年5月,她在无锡组织了第一届江南弃儿寻亲会,这是弃儿寻亲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关键节点。此后年年的五一长假,她都在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江阴等弃儿较多的城市办寻亲会,一天一个城市。各省弃儿循例南下,举着资料牌寻找亲人的身影。上万北方孤儿,怀着一腔热望而来,又因为隔着遥远的时空,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。吕顺芳家里上千份寻亲资料可以佐证他们的心理:大多数人都在资料中强调,“我如今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,不求金钱,只为一份血脉亲情,见老父母最后一面。”
从2000年至今,无锡、常州、南京等地每年举办寻亲会,从来都是弃儿多,父母少。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,内心酸涩:偌大的场馆里,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,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,左等右等,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。一场寻亲会办完,回潼关的车厢里,都是女人们的哭声。吕顺芳猜测,隔了漫长岁月,父母们老的老,死的死,还有些并不知道寻亲会的消息。“当然也不排除,当时家家孩子都多,没那么金贵,确实有人没打算把孩子找回来。”每次去一趟南方,潼关寻亲团里总有人退掉QQ群,犹豫半晌,又加进来。说下次再也不去的人,也狠不下心,下次还是跟着满怀希望地去了。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,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,都没有找到亲人。王金虎比李万成稍好点,他在派出所找到了自己的迁移证明,他被嘉定福利院收留,取名叫毛凡。在那个特殊时代,弃儿们男孩姓毛,女孩姓刘,寓意毛泽东的儿子,刘少奇的女儿。这些年,DNA认证逐渐普及,一度给王金虎带来新的希望。但他很快发现,他认定的自己家乡嘉定,只有2人入了寻亲库。“没人找弃儿,你去和谁对?”他眼神黯淡下去,脸上是一种木然的绝望。当然,并非全是不幸。“真正能找到亲人的,也有千分之一。”这是吕顺芳多年的经验。到如今,“吕大姐寻亲网”仍不时有标红大字的滚动文章,“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,又有亲人的DNA比对成功了!”16年来,吕顺芳促成了200多对亲人相认。而那极少数找到的幸运儿,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,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。亲人间的相互试探,并不少见。一位洛阳的弃儿,如今已是富商,在去年找到上海的亲人。在没做DNA之前,他要求隐藏自己的富庶,“一是看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送走的孩子,二是不想太早露富,让事情变复杂”。一位洛阳弃儿,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。找到后,四个姐姐、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,直到母亲去世,兄姐都未帮她一把。她难过心塞,母亲死后,她回了洛阳,与兄姐断了联系。另一种情况是,就算找到了亲人,对方也不想相认。去年,一位洛阳弃儿寻亲时,一男子看了她的资料和胎记,明确告诉她,你就是我妹妹。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,这位哥哥不想再走动。吕顺芳介绍,这种情况不在少数,多发生在父母去世、多兄弟姐妹的家庭。对方最常说的是:看看你还活着,生活还可以,我们就放心了,不用再来往。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?7月中旬,新京报记者走访宜兴高塍镇、官林镇等地,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家庭弃婴。
李万成在宜兴认了个亲,他知道那“妈”不是亲妈,但这种关系,给了彼此一些安慰。那是在2000年,他第一次到宜兴高塍镇。李万成一米八的高个子,大眼睛,高鼻梁,第一眼见着他,70岁的陈老太就坚称,他们是母子。李万成有些蒙了,陈家人身高都不到一米七,看模样也怎么都不像是一家人。陈老太太兴奋了,拉着他在高塍镇的大街上四处转悠,说儿子终于回来了,说自己对不起他。李万成有点儿触景生情,又觉得难堪。直到欢迎他的宴会上,老太不停给他夹菜。他见着她的脸又小又皱,牙掉得没有几颗了,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,像小孩儿一样单纯,用宜兴话语速极快地跟他说着抱歉。他当时心就软了,认下了这门亲。为了捍卫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儿子,陈老太甚至和同镇的周老太吵了一架——她们在庙里上香时遇见了,互骂对方,都说李万成是自己家的,对方不该横插一刀。
潼关那批孤儿里,有好几个都是这样模模糊糊认了亲,不愿再去做DNA验证。潼关弃儿周进峰和宜兴一户人家已经认亲十多年,“回家”那天,长嫂端来一盆热水,要给他洗脚。这是无锡风俗,游子在外漂泊归乡,长辈要给他洗脚,慰藉他的辛劳。回潼关时,哥哥又给他准备了50斤自家的米。当年他饿着出门,如今要饱着走。“我还能活多少岁数呢?是不是真的又有多重要?找到个亲人,有个安慰,就行了。”甚至还有的家庭,做DNA表明双方没有亲子关系,他们却坚持是DNA验错了。一年一年,仍然走动着。
更多的慰藉,其实是来自这些寻亲的同路人。这些当年的弃儿,如今都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。离1960年,半个世纪过去了。从2000年算起,寻亲进入第16个年头了。他们参加寻亲会、网上发帖、DNA入库,甚至算卦,求签,该做的都做了。大多数弃儿已经放弃。余浩目送他们灰着心离开无锡。临走时,他们捎上一袋子江南的土,或一瓶太湖的水。聊做寄托。余浩曾动员无锡当地的官方机构特别是民政部门参与寻亲,但应者寥寥,“这是时代的悲剧,谁敢去揭这个疮疤呢?”上海市嘉定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,六十年代的收容、领养手续不齐全,资料大多已丢失,“寻找亲人的难度已经非常大,政府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。”
王金虎的养母今年96岁了,时常糊涂,偶尔清醒。每次他一无所获,从上海回来,养母就为他生气:为什么她不出来找?你都去了,她怎么这么狠心。但因为耳朵上那两道为相认剪下的疤痕,王金虎没法儿死心。他想着,感情在血肉里,尖刀剜不掉。要么是父母不在了,要么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寻亲。两年前,他白发一茬茬冒出来,添了外孙,一天见不到,就想得不行。小家伙一声声姥爷喊得清脆,王金虎忙不迭掏钱包,坐摇摇车、喝QQ星,要啥给啥。“隔代亲都如此,更别说生养之亲,哪能是轻易抛得掉的呢?”
李万成在潼关开着一家饭店。大西北最深的夜,大家总在他开的饭馆吃饭。上一锅最辣的辣子鸡,把头栽进去吃,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。他们吃完一锅,各自倒一杯当地的西凤酒,点上一根糙烟。讲寻亲时走过的千山万水,还有在心里沤烂的那些,关于父母和故乡的想象。说到动情处,把筷子一扔,就放声大哭。哭什么呢?他说,“五十多年啊,像江水漂月,哭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的父母亲。”他顺手捞起桌上一块青花瓷盘,灯下泛着幽微的光,格外好看。只是磕了一角,永远补不上去。“我活这一生,找不到亲人,也是这样,永远缺这么一块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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